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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社科院副院长蔡:2049年中国人生活改善将达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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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这个成果有没有对比性的指标呢?5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并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发表演讲。他提出,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跨越英国和美国上百年的发展阶段,也比日本几十年发展速度更快。人民生活改善超过10倍。只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到2049年,人民生活改善将达上百倍。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同时蔡还重点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未来的潜力。
以下为蔡演讲全文:
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周行长,谢院长,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借这个机会,作为《经济研究》的读者,也是,首先祝贺《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第二也借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些发展经验的思考。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孔子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上告诉我们,十有五而志于学,然后是三十而立,不仅讲人的年龄,也讲世事,一个是指30年,一代人,实行一个好的民生政策,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证明它,显示出来。接下来讲了四十不惑,不仅仅是就人的自然年龄而谈。
我们改革开放有几个时间节点都比较重要,从学术意义上讲,第一,90年代早期和中期,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说“中国奇迹”,很多人还不同意,我们当时写的书,书名就是《中国的奇迹》。同一时期,世界银行推出了《东亚奇迹》,报告也是1993年发表的。接下来是克鲁格曼等一系列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没有什么奇迹,因为经济增长完全是依靠要素投入,没有生产率进步。到2010年前后,2008年开始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说奇迹并不突兀,大家都承认。但是这时候克鲁格曼直接批评中国经济,说中国经济必然会撞墙,因为没有生产力的进步,转折点来了以后就要撞墙了,中国是万里长城的故乡,所以撞的墙是不小的墙。
今天我们又到了四十不惑的时候,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故事,上升为中国的智慧,还可以提炼成中国的方案。
凯恩斯有一个名言,实践者都认为自己不受任何思想理念的支配,但是其实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我在看文献的时候,发现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高速增长的解释,经济学方面相当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学者统治着。西方的理念是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支配着。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已故经济学家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有一个说法,一个经济看到自己体制中的弊端,把这个弊端清除掉,即便没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相当多的学者就是围绕这个,说中国就是回归到原来应该有的那个稳态上。但是如果这样去认识,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么高的增长,不是简单地回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去。
再有一个影响,就是哈耶克,他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变革中国》也在引用,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是印证了哈耶克的说法,是个意外结果,没想过走那条路,但是无意间走成了,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走向了什么。
这个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赞成这个说法的最主要方面就是意外结果这个说法,他把我们改革的设计者、探索者,甚至鲜血和热汗造就的改革用意外结果给带过了,这是一种不尊重,所以已故经济学家的信条有必要进行清理。
这是克鲁格曼几次对亚洲模式的批评,第一次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四小虎,用毛主席的说法,他们都是纸老虎。第二次开始直接批评中国,克鲁格曼的研究特别经典,标题是“化神奇为腐朽”,我只要用一点小小的统计技巧,就可以把你的奇迹变成一个一般的东西,不可持续。因此,还是要针对这些观点做一些清理。
首先我们看中国经验,这个故事为什么值得讲?我觉得非常值得讲。这几个图像,爱因斯坦说过很多名言,其中一句名言说复利是人类第八大奇迹。我们万里长城有的时候说是第八大奇迹,有的说红旗渠是第八大奇迹,但是爱因斯坦说复利是第八大奇迹。
可以设想3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回想今天的中国,第一,他们可能不记得“911”事件了,第二,他们可能不记得冷战的结束,但是我猜想他们一定会记得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出现这么高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到底有多大的改善呢?
我按照这个思路做了一个回顾,我们知道第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他们高速增长是1880年到1930年,这代人我们按照年均GDP计算,这代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56%,已经了不起了,虽然每年增长0.9%,一生才提高56%,但是和之前几千年,全世界无处不在的马尔萨斯陷阱相比,已经是根本性的改变了。
美国是1920年到1975年高速增长,每年有2%的GDP的增长,一生中改善近一倍。接着是日本,1950年到2010年,虽然早就进入停滞的时期,但是还没有结束,高增长之初出生的人还活着,因为1950年出生的人,预期寿命是60岁,要活到2010年。在这个期间人均GDP增长速度是4%,能够感受到10倍的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就算1981年,正好我们有人口普查,人均预期寿命是68岁,到今天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是还算年轻的80后。到今天每年8.8%的GDP增长,已经感受到了十多倍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设想这8.8%一直到延续到平均人口活到2049年,应该感受到高达百倍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我们今后也不会有那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提到“中国奇迹”,“中国故事”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看看人口红利,中国高速增长是有人口红利的,没有人口红利,没有这个独特的必要条件,也可以增长,也可以回归自己的稳态,但是只有中国特殊的人口变化,才可能带来高速增长,特殊的高速增长,显示出在整个1980年到2010年,我们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是高速提高的。15岁以前,60岁以后是稳定的,形成的剪刀差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充足供给。最近有人口学家在批评,说你们完全不懂,未来人口总量还会很大。经济学家不这么看,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是想解释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什么呢?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人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人口红利是体现在生产函数等式右面的变量,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供给。我们过去很多分解,在座很多经济学家也做过,虽然不一样,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
第一,是资本的供给。由于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就有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生的时间被延后,导致对资本积累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人口红利。再看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我们又可以把传统的残差,分解出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个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改进了,这些都应该是人口红利的体现。很多人以为劳动力只是数量而已,其实在人口结构好的时候,我们新成长劳动力是不断涌现,而每一个新人都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
所以,我们过去这些年里,大家可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世界改善快得多,赶超世界平均水平。同时,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也做了一个分解,一产、二产、三产,生产率提高对劳动生产率贡献50%多一点,而40%多的贡献来自一、二、三产业之间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生产力提高的源泉。由于这些因素都写在生产函数的右面,可以看到过去40年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达到这么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必要条件的,而且是中国独特的必要条件。高速增长也有充分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高速增长,很多非洲国家,印度,也有好的人口结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人口结构已经开始有益于经济增长,但是没有变成人口红利,所以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总的来看,假设这是过去的高速增长,下面这个部分是要素的贡献,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过去《经济研究》登过一篇杨坚白老师文章,就证明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增长,吃掉了很多要素贡献的增长。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还有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是改革开放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结合的结果。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讲新常态,用我们经济学家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人口红利在消失,这不是坏事,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是发展阶段使然,因此必然遇到经济增长的减速。简单看一看,相当于生产函数的等式右面的这些变量,劳动力短缺了,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不能跟上,单位劳动成本就会提高,我们过去也做过测算,它和其它主要发达大国的水平正在趋同,也意味着我们制造业优势的丧失。第二个图,我们的教育还发展很快,每年新出来的人,新毕业的各级学生,人数都在减少,因此他们形成的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总量在2013年之后也是下降的,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在大大放慢。下面的图,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最后一个图,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在缩小,蓝色这条线,2014年是我们农村16岁到19岁的这些青年人的总量,2014年是峰值,之后就绝对的减少了,这也是为什么农村进城的农民工的数量是基本稳定不变的,就几十万,跟没有增长一样,这也表明我们资源重新配置的余地在缩小。再加到生产函数中,必然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时我们也估算了,十二五的时候潜在增长率降到7.6%,事后证明是7.8%,十三五到6.2%。当然,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刺激,同时要赢得改革的红利,是可以改善这个潜在增长率的,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但是我们不希望超越潜在增长率。
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变化中,我觉得我们要抓很多东西,其中一条也是吴敬链老师一直讲的,要抓全要素生产率。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党的十九大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写上了这么一个学术性如此强的指标。我想经济史,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口红利,尽管人口红利也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但是未来人口红利中和要素相关的东西,像劳动力供给已经是负的了,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是负的,接下来要保持中高速,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唯一的保持可持续性的源泉。
最近大家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我看很多文献,最后人们发现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减速是必然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保持较低的,但是合理的速度,直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分水岭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有的计量分析,说是80%可以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好是坏。经济史的研究,经济学家孜孜欲求的答案,其实也在生态率的表现。我们写到文献中,觉得这是天下第一难,经济学术史上也有很多争论,大家理解起来很费劲。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成是一种配置效率,可能更容易理解。
第一个叫库兹涅兹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是改进生产效率的,这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劳动生产率。再一个叫熊彼特效应,熊彼特说创造性破坏,破坏的那些生产率低的那些“僵尸”,自然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创新力更高的,竞争力更高的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经济体。最后,我们应用新技术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大家一起采用新技术,齐头并进,而是谁有生产率,谁能够率先找到创新点,谁就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更多的生产要素,谁就胜出,另一部分必然退出的,或者滞后的。
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一种配置效应,更有利于去理解,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和投资者的事,不是政府可以去直接抓的。但是政府一定要干,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是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也就是帮助企业、投资者去创造,同时也允许企业和投资者退出。包括提高教育人力资本,提高科研的投入,创造允许企业自由进、出、生、死的市场环境,输送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更重要的一点,产能可以破坏,企业可以破坏,甚至岗位也可以破坏,但是唯独人不可以破坏,这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决定的,要保护人群,保护得越好,越能够有破坏的勇气和机制。
我们有些做法,动作很大,比如说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含义,所以有些做法可能是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动的。
这个图表明中国GDP有不同的产业增加值构成,这个变化一定是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吗?不一定,我们中国劳动生产率2016年是9.6万元,真正高的是工业,制造业,三产低了很多,建筑业更低,农业是最低的。如果完全沿着农业、建筑业、三产、工业来调整产业结构,那是一回事,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从制造业中退出来,转向三产,三产的生产率是低的,当然也有高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当我们还在城市化推进,方兴正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政策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待下去成为市民,这个时候退出大城市,到哪儿去?尽管回到农村,未必务农,但是一定是生产力更低的就业岗位。
为了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2049年享受人生的几百倍的生活改善,因此要保持一定的全要素增长,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理念上的应该这么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做了一些测算,这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如果出台了,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你的潜在增长率,使未来经济增长下降更平缓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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